唐浩明：梁启超向曾国藩学什么？

      “当官要学曾国藩、经商须如胡雪岩”，今天，提到曾国藩这位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同样也富有争议的人物，唐浩明的名字马上会浮现在很多人的脑海里。人们都说唐浩明是曾国藩的异代知己，每每听到这个评价，唐浩明总会感到欣慰，这个与他朝夕相处了20多年的历史人物，早已融入他的血脉之中。1984年，唐浩明编写的《曾国藩家书》出版，此后《曾国藩全集》、《曾国藩》小说三步曲、《唐浩明点评曾国藩家书》、《唐浩明点评曾国藩奏折》逐一面世，在连续的时间里唐浩明笔下的曾国藩以各种形态出现在全国乃至海外读者面前，并掀起了一阵曾国藩热潮。4月的全国书市上，唐浩明的新作《唐浩明评点梁启超辑曾国藩嘉言钞》又作为岳麓书社的重磅产品推出，一如既往地引起了广泛关注。
      《曾文正公嘉言钞》于1917年由商务印书馆印刷发行，是梁启超在当时繁忙的政务、著述之余，亲自摘抄部分曾国藩言论汇编而成的，在这本书中，两位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思想家得以相遇。只是，他们应该没有想到，时光荏苒，90年之后还会与一个叫唐浩明的湖湘文化人再次相遇，并在他的解读与传播中与更多后世的中国人完成跨世纪的相遇。

曾国藩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后一个集大成者

      《出版人》：你专治晚清历史，20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对曾国藩更称得上是情有独钟，你为什么如此推崇曾国藩？
      唐浩明：这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因为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其二也是因为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关注。我一直觉得曾国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代表，可以说他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后一个集大成者。他是在晚清这段历史中，完整并彻底地接受着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成长起来的，他的整个思想体系也完全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的。1840年后，西方思想在中国传播，当时他已经30岁了，在朝廷为官，思想体系已经形成，没有受到西方文化的太多影响。而比较他的后来者如康有为、梁启超等，后者的思想体系中能很清楚地看到西方文化的影子。所以，曾国藩是很纯粹的中国传统培养出来的人，研究他对中国传统文化非常具有典型意义。
      《出版人》：从1984年以来，你就开始孜孜不倦地著书立说，在国内广泛地推介曾国藩，你期望他对国人产生怎样的影响？
      唐浩明：正如我刚才所说，曾国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典型代表，虽然负面的东西在他身上也有体现，但主流的还是优秀的。我20多年来做的这些工作，是因为想让更多的中国人接触到这样一个人物的思想，理解并接受他，这对提高今天国人的人文素质会有一些帮助。

异代里的知己

      《出版人》：有评论称你是曾国藩百年之后的“异代知己”，还说“曾氏当时的内心世界，唯有唐浩明知道”。你怎么看这种评价？曾国藩对你个人的影响有多大？，
      唐浩明：这真是过誉了，应该说是我长时间地研究他，可能比别人了解得多一点。当然，在曾国藩去世的100多年里，20多年潜心研究他，通读他的全部文字，作他的全集，以他为主角塑造文学人物的，可能除我之外真是没有第二个人了。我这些年来天天跟他打交道，体味他用文字构筑的博大的世界，潜移默化地受到曾国藩很多影响，为人处事也会不知不觉地以他为榜样。比如说，他为文的风气阳刚正气、刚建雄直，我也喜欢并经常实践这样的文风；曾国藩的为人处世是收敛式的、低调的，我也非常认同这样的方式，不喜欢张扬高调。
      《出版人》：那在你眼里曾国藩是怎样一个人？
      唐浩明：曾国藩“既是普通人又不是普通人”。说他普通是因为他并不是所谓的天才，天赋异禀，他出身一个普通家庭，先天条件也很一般。但是，他又是不普通的，因为他从小有一个远大而坚定志向，以圣贤为自己最高的目标，立志成为一个无愧于父母天地所生的优秀人物。我认为他思想的核心，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积极地面对人生的态度，他始终坚持一个人要积极地投身于社会，为大众做贡献；第二，不断向好的目标去努力，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知识分子在担负社会责任的同时要学会自律、克己，比如说做官要廉洁、忠于职守，做普通人要勤俭、谦虚，这是中国圣贤的目标，曾国藩一辈子都在这样努力；第三，对人生要有好的认识，比如，处在高位的知识分子要有“求缺”、“惜福”的思想，也就是说人生的最佳状态是在“花为全开月未圆”之时，这是很高的境界。他的思想中很多体现的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好的一面，是值得今天的我们去继承的东西。

陶铸世风：两个历史巨人的心灵契合点

      《出版人》：你已经点评过《曾国藩家书》和《曾国藩奏折》，这次为什么选择点评梁启超所编的《曾文正公嘉言钞》？
      唐浩明：在点评完那两本之后，还有很多值得评点的，曾国藩的日记、诗文、书信等等，但我想不能就这样一本本做下去，应该做一个综合的系统的东西，把曾国藩思想中能对今天有所启发的挑选出来进行评点，介绍给读者。后来，我发现梁启超已经做了这样的事情。他的《曾文正公嘉言钞》刚好与我的想法契合。我非常看重梁启超的这个本子。梁启超是文化巨人，有很高的眼光，他的挑选更有水平，在此基础上我来再评点一下效果更好。梁启超从曾氏的书信、家属、日记、文集中把自己认为好的言论都挑选了出来，但唯一遗憾的是他没有评点，只有个别地方进行了很少的按语，还需要有人做一些工作。
      《出版人》：这部作品跟前两部有什么区别？你以后还会再点评曾国藩吗？
      唐浩明：点评系列的受众定位是大众读者，如今很多人希望了解曾国藩这个历史人物，但是没有时间和读全集甚至选集，我的评点可以使他们全方位地了解他并消除时间带来的隔膜。这部是前两部的姊妹篇，包括对《曾文正公嘉言钞》和《曾文正公嘉言类钞》的点评，分上下两卷，有90多万字，都是我自编自点评，所以用时很长，从2004年就开始进行了。
      这里有一个疑点，当年梁启超亲自选编了《曾文正公嘉言钞》，并写了序。之后的1934年，上海大达图书供应社出版了一部名曰《曾文正公嘉言类钞》的书，无编者署名。1993年岳麓书社重印此书，以梁启超作为此书的选编者。梁启超是否此书的选编者虽是疑点，但此书所选的言论却的确出于曾氏全集，且此书所选嘉言颇多，又分类汇编，有利于无法通读全集的读者更好地阅读曾氏。所以这次也把它收入其中。它是我“曾国藩点评”的封笔之作。如果以后有精力，我还会再写一点历史文化散文。
      《出版人》：在《嘉言钞》中，可以说你与曾国藩和梁启超这两位历史巨人相遇了，你怎么看这次的相遇？
      唐浩明：我更关心的是梁启超向曾国藩学什么？作为比曾国藩晚生几十年、对社会和国家有极大责任感的政治活动家和文化巨人，梁启超一直都非常崇敬曾国藩，他在《嘉言钞》序言中说曾国藩是“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他们都想要担当起扭转社会风气的担子，这一点，或许正是这两位历史巨人最大的心灵相通之处。梁启超选编《嘉言钞》时40多岁，已经是社会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了，他认为自己要担当起陶铸世风的责任。而曾国藩是主张以道德的力量来转移社会的，即先做到自我道德完善，再以此来感化身边人及属下，然后再靠他们去影响更大的群众面。梁启超非常认同曾国藩，认为他是做得最好，以他为榜样。所以梁启超选的时候是希望能影响社会的道德人心，从而影响世风。
      陶铸世风一直被中国传统中文化修养最高的人引为人生最大的成就，这是两个人能够相遇的原因，也是我今天做这件事的原因。当然，这是一个不断的过程，我们今天的社会风气相比他们所处的时代有很大的进步，但中国世世代代人有一个止于至善的追求，这是一个永远都没有止境的目标，今天的我们也一样。（转自《出版人》杂志2007年第9、10期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