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笔杆子饭的人，能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方，当是最大的快慰。”看到这句话，真是感同身受。我目前虽还不是吃笔杆子饭的人，但高中时代便做出计划，要为自己将来的私人住房中辟出书房一间，至今未实现。所以，有幸至董宁文先生的私宅，并目睹其书房，很是羡慕。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的专用书房。房内除书橱、书桌及流沙河题匾，外加一桌一椅别无他物，确是一专心致学的好地方。或许正是出于此，有了董宁文先生所编《我的书房》一书。
      凝重大气不失稳重的封面——即便是初识者也能一眼看出其中的书香墨气。著名作家陈子善、王稼句，专职画家刘二刚等五十八位前辈执笔述说书房之趣事，诗人流沙河为其作序。更为可贵的是，除王世襄书题名页，更有于光远、吕剑、王元化执笔题“我的书房”四字，以墨底白字分置于书页之中，更显其书卷气。
      自古文人雅士好起斋名，常以斋、堂、室、轩、栈、居、阁，以及山房、草堂、精舍等为名，取字都很典雅，如唐代诗人王维的“竹里馆”， 北宋科学家、政治家、文学家沈括的“梦溪园”，南宋爱国诗人陆游的“书巢”等， 它们或示志向，或示节操，或示情趣，或示爱好，以自策自励。而今众多学者再起斋名，多偏重于个人喜好及特色，如《我的书房》中，朱正因书室藏有《鲁迅全集》、《孙中山全集》、《蔡元培全集》等十部全集而谓之曰“十全书室”；高莽因了书房中大大小小的布老虎称其为“老虎洞”；刘俊只为嗜睡而欲将睡觉和读书“对立统一”起来，为自己放胆睡觉求得合法性而命之为“睡斋”……
      各人对书斋之看法亦有不同，范用称：“书斋当是朴素的，书生本色”。苏叔阳将其视为与自己生命相连的第二生命所在。马振骋说：“人知道活着在哪里坐下，也会安下心来的。”柯文辉也有文曰：“不入暮年，怎知世界之大，书斋之清寂静照；不坐寒窗，难悟生命岁月互相充实，相反相生，达于天极。”可见，书房于文人来说，乃一安身立命之所。置身其中，所求无过于舒心、安逸。一位长辈曾经谈笑说：“家就该乱，乱中才能显出温暖。”所以，纷乱而有序又成为诸多书房之共性。作家写作、学者治学最怕不能专心致志，不仅思路易被干扰，心境也因此变得躁动。鉴于此，书房于他们应是可以完全随心随性之处。值得一提的是，除文字叙述，书中亦有诸多书房之掠影。一一扫过，众多书房之中，最乱乱不过邵燕祥、车辐二位。高莽曾将邵燕祥之书房喻为坟堆：新旧书籍报刊堆成的“坟”；车辐自称书房“乱如鸡窝”，并在壁上题“一床明月半床书”。乱归乱，读书只求乐在其中。谷林文中有云：“桌上是报刊乱书、来信去札、本子散页，尽管一团糟，我则举手可得。”可见，乱得是不失章法的。最像“书房”的，我觉得当属卞孝萱笔下所描述的：“一间书房，没有装修。水泥地，没有铺地板或瓷砖。白灰墙，没有贴花纸或涂颜色……”或许这正是我理想之中最为朴实的书房。最赏心悦目的当属陈子善的书斋，目睹其貌，脑中只闪现一读音：jing。至于到底是何字：静？景？净？境？……任凭猜想吧。
      从《我的书房》书中作者们对书房的描述中，我们不仅看到书房与他们各自的渊源，而且能从字里行间了解一些作者经历人生春秋几十载之后于人、于事之态度，如苏叔阳自觉年过花甲而得到的新书房缺乏温存，记下“共苦的友人会永难忘怀，同甘的伙计大约总有些隔膜”。辛丰年自搬家将大部分书送与友人，“留下自己最爱读也值得我用剩下不多的时光、视力和脑力去温读的书，好好消化它们，这比一味沉溺于浮光掠影的杂览是更可取的吧。”恐怕人过米寿，能有这样的想法也算是一种很好的心态了。除此之外，我们亦能从书中感受到诸多作者的人生起伏，尤其众多作者同时提到六七十年代被划为右派，不得不遭受长期文化桎梏，对当今我们珍惜读书的大好时机更是很好的激励。
      与书房之息息相关者当属书了。继《我的书房》之后，有幸又得董宁文先生所赠《我的书缘》。
      与书为伴是读书人的一大乐事。来新夏的《书缘》一文似为“书缘”作了诠释：“无论藏书、读书、写书，还是认识读书人，都没有离开过书，这是一种缘分——书缘。”“活了八十多岁，回头一看，只干了一件正经八百的事，那就是与书结了一辈子缘。”其爱书之心，令人感慨。来新夏幼年在读书方面便受到祖父良好的启蒙之教，为一生读书打下坚实的基础。高中时期由读史书起搜集文史资料，撰成其第一篇史学论文《汉唐改元释例》。读书多了，遂产生藏书和写作之冲动，来先生以“蚕吃了桑叶，必然要吐丝”来述说这种冲动，实在精妙。
      八零年代人似乎与书有如此深厚之情缘者不多矣。回头再浏览全书，发现作者多为二十世纪初所生。其时限于经济、文化、技术等多方面因素，所得之书确实数量有限。加之之后六七十年代的“破四旧，立四新”及“文革”等文化浩劫，许多爱书之人、读书之人多年累积之心血付之一炬，也有为避免灾祸，忍痛自行处理掉的。于是读书人惜书、爱书便也在情理之中了。现时，书海泛滥，但真正有价值的可读之本却是少之又少。陈平原久不逛旧书店，以“让你怦然心动而又买得起的旧书已经越来越少”阐释其因。旧书如此，新书就更不必说了。著名诗人、文学翻译家绿原也说：“随着年岁的增长，所购和所藏的书越来越多，甚至多到令人不耐烦。我对书的感情逐渐平淡下来，开始认识到书籍不过是一种工具，其价值在于使用。”另外，文中有几位先生提到厌恶人问他们所藏之书是否都读过。这是我所不能理解的。或许是出于许多书藏而不用自觉心里有些愧意吧。
      读书人有以一书为所爱者：文洁若视巴老的《家》如珍宝；戈革不顾身家性命买下十本“志摩遗书”《萨克雷集》；陈子善精藏《猎人日记》……也有独爱一类书者：陈诏喜淘旧书，戴逸如钟爱线装书，龚明德好藏毛边本……更有以书会友者：蓝英年以《第三帝国的兴亡》识董乐山，李文俊以“爱书”觅得知音梅绍武，张佩芳以《世界文学》而与刘白羽有机会笑谈，范用因买书得以与贾先生成为忘年之交……可见，书简直充斥了爱书人生活的全部而成了其精神支柱。
      遗憾的是，我自己至今还未找到自己对书的真正兴趣所在。但是作者们对各自书缘的描写不禁钩起我儿时的一些回忆。最早对书的印象不是字典、词典，也不是课本。而是父亲所喜爱的一本《唐诗宋词一百首》。父亲初中毕业，我不知道对诗中的字句他能有多少理解，也不知道他对诗词的鉴赏有多深入。可我知道，父亲也是个爱书之人，对知识、对文化有着我所不能理解的崇拜，也许正是因了他自己错失做一个“读书人”的机会。那时我自己不懂爱书，从小学一年级开始的课本父亲都有保留，直至我高中毕业，自己为图一时之快将那些书全部清掉。现在即使想找回童年关于书的一些琐碎记忆也是无从下手了。
      家里楼上仓库厚厚堆起的几百本小人书也是我对书的最早记忆的一部分。跳过多年记忆的空白期，忽有一日，我脑中闪现出三四岁时翻看那些书的情景，便去问父亲。父亲感到震惊，因为那时我实在太小，时隔多年，如果不是我再次提起，他自己也已淡忘了。父亲说那是他十几岁时积攒下来的，当时对小人书到了痴迷的程度，手上一有闲钱就去买，还有一些似乎是换来的。后来全部送给我的堂兄。现在已不知所踪了。我常常想像当初若将那些书一并留下，现在闲时再拿来翻看摩挲，会有一种怎样的情怀激荡于胸。
      《我的书房》、《我的书缘》虽不是治学之作，但正如编者编后记中所述，文章之短小耐度、图文并重、文后作者自撰简历、精心的内页设计、封面装帧等使其具有极高的可读性、品赏性和资料性，这些足以成为我们对其爱不释手的理由。
      同时，期待《我的笔名》和《我的闲章》之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