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夏剑钦《魏源传》

      夏剑钦先生的《魏源传》，是一本厚积薄发、胜义迭见的著作。
      庄子说：“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魏源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兼通中学与西学的大思想家，又是一个著作繁富的学者与诗人。因此，为非常之人写传，必须有非常深厚的积累，成于中而形于外，厚积而薄发。中国在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后，早就将整理出版《魏源全集》列入湖南文化建设的重点项目，后来曾经因故耽搁。1999年《魏源全集》的整理出版重新启动，由夏剑钦先生具体主持这项工作。数年之间，夏先生与编辑组同仁一道，赴北京、南京、上海、广州的图书馆以及湖南本省的各个重要图书馆，又沿着魏源当年求学、宦游的路线，走访邵阳隆回县金潭乡的魏源故居，走访南京小卷阿、扬州絜园以及高邮、东台、兴化、杭州等地的魏源故居，寻找魏源著作的各种古本、善本，收辑魏源散佚的诗文、楹联和碑刻，了解魏源身后100多年以来学术界研究魏源的主要成果，还听取了不少关于魏源兴利除弊、培育人才的故事。夏先生与编辑组同仁，在充分调查与吸收前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日以继夜地整理校读。基本完稿以后，又通过出版部门的领导，聘请全国与湖南文化界中多位具有比较深厚的古汉语与文化功底的学者帮助审校，广泛听取意见，精益求精。2004年，终于推出二十大册的《魏源全集》，由岳麓书社出版。因此，出版以后获得了专家与读者的好评。夏剑钦先生就是在“沉潜魏源著述有年”的深厚基础之上，再经过几年努力，写出了这本仅二十四万字的《魏源传》。可见积累之深厚，写作之求精。
      一部真正的学术著作，必须具有新意。因为，科学研究的本质，就是为了解决新的问题，就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向前迈进。一本著作如果没有新意，那就只能作为普及读物，等而下之，只能赚取微薄的稿费，或者甚至贴钱出书，作为目前评职称的一块敲门砖而已。夏剑钦先生的《魏源传》却不是这样。他在《魏源传》后记中说：“于我心中所蕴积，若不流布出来，则似有既愧对魏默深先生，又愧对时贤和自己的歉疚之感。”可见，他写这本《魏源传》，的确是读书有间，研究有得，成于中而形于外，不吐不快。因此，虽然前此已经有几十种研究魏源的专著，而且有了几种《魏源传》，但是，夏剑钦先生的《魏源传》却具有独特的价值，要了解或研究魏源的人，不可不读。这不仅因为书中有丰富的资料，而且因为书中有独特的新的见解。
      《魏源传》全书六章三十九节，对魏源的家世、生平、交游，对魏源的事功、著作、思想，娓娓而谈，引人入胜。之所以能够做到这点，是因为作者对这些材料烂熟于心。如：第一章谈魏源的家世与少年时代，就介绍了湖湘理学的历史、特点与某些代表人物。其中有的人物，一般学者未必熟悉，而作者谈起来却如数家珍。除了熟悉有关魏源的材料，还反映出作者具有深厚的中国文化与湖湘文化的功底。又如：第四章第六节论述《夷艘寇海记》，指出这部记录鸦片战争经过并总结教训的史书，是我国第一部鸦片战争信史，考证它是魏源在鸦片战争期间的及时记录，高度评价其中的“转机”说。作者既能吸收前贤的研究成果，又有自己的识见。第四章第四节论述《圣武记》的写作，精辟地指出：“《圣武记》一书不仅是一部探究本朝盛衰之由、兴替之渐的当代史学名著，而且是讲求拨乱之道、匡时之策的政论宏篇。”“《圣武记》中许多观点都是针对鸦片战争时期腐败现实而发的。”认为这本书是划时代巨著《海国图志》的前奏。
      评述魏源的划时代巨著《海国图志》，更表现出夏剑钦先生对魏源研究的独到之处。一般研究者都重视《海国图志》的60卷本与100卷本。而夏剑钦先生把评论重点放在《海国图志》的最初版本，即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的50卷本。本书第四章第五节以“时代巨著，师夷制夷”为标题，评述《海国图志》的50卷本。作者指出，这个版本“凝聚着魏源抗英御侮的满腔爱国热情、智慧和心血”，这个版本是60卷本与100卷的基础，道光二十七年的60卷本仅仅有小的补充。魏源在鸦片战争快结束时，遵照林则徐的嘱托而开始写作《海国图志》，经过日以继夜的艰苦卓绝的劳动，100多天就完成书稿，并用木活字排印出版。这时，英国军舰在签定《江宁条约》后刚退出长江三个月。这在信息传播与印刷条件都比较落后的当时，是何等的速度，是何等的毅力，更是何等的责任心。而且，魏源的主要变革维新思想都集中表现在这个版本里面。如：“以守为战，而后外夷服我调度，是谓以夷攻夷；以守为款，而后外夷范我驰驱，是谓以夷款夷。”“攻夷之策二，曰：调夷之敌国以攻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欲制夷患，必筹夷情。”“听互市各国以款夷。”作者指出，因为50卷本比较难于看到，且魏源的儿子魏耆《邵阳魏府君事略》中只有“成六十卷”之语，因而导致学术界忽视了50卷本的价值。更有甚者是，有人（包括著名洋务运动思想家郭嵩焘等）误认为60卷本是《海国图志》的最初版本，进而在20世纪末还有人怀疑50卷本的存在说：“成书仅用百日，何其速也！”夏剑钦先生通过认真研究《海国图志》50卷本，用详实的资料，中肯的评述，廓清了魏源研究中的这个具有关键意义的大问题。
      《诗比兴笺》的研究，可以称得起前修未密，后出转精。《诗比兴笺》，是研究古典诗歌的一部名作。《诗比兴笺》咸丰五年刻本明确写上“蕲水陈沆撰”。虽然，清人杨守敬在《与豹岑书》已经提出：“吾乡陈小舫为其尊人刻《诗比兴笺》，实默深先生之作。”而且说：“江南人皆知此事。敬以默深先生《诗古微》照之，其说至确。”但是，人们习焉不察，没有重视或没有看到杨守敬的说法。因此，《诗比兴笺》的作者是陈沆几乎已经成为定论。直到李瑚先生出版《魏源诗文系年》并发表《关于<诗比兴笺>与<近思录补注>的作者问题》之后，才论证了杨守敬的说法。夏剑钦先生《魏源传》对此作了更加深入的论证。其论证最突出的地方是，利用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寻找到的《诗比兴笺》的初稿及邓之诚教授的手书题记，凭借对魏源生平、交游与著作的全面了解，进行了细密的比照，提出了许多新的论据。如：《诗比兴笺》卷三的《陈子昂诗笺》，引用并批驳了潘德舆的《养一斋诗话》。本书指出：“《养一斋诗话》是道光丙申即道光十六年才刊行的著作，此时离陈沆去世已10年了。”这是颠扑不破的铁证。本书作者就是通过这样缜密的论证，认定《诗比兴笺》是魏源为了报答挚友陈沆而把自己著作赠给亡友的。这种论证，既能站稳脚跟，也颇有价值，纠正了《诗比兴笺》是陈沆所作的流行观念。不过，本人还要尝试提出一个看法，向夏剑钦兄与专家、读者请教。个人以为，《诗比兴笺》跟《近思录补注》情况可能相同，初稿中包括魏源与陈沆两人研究的心得，而以魏源为主。不然魏源凭空赠送著作权，陈沆后代应该不会接受，魏源对亡友也是一种不尊重。如果是两人合作的成果，而其中一人自觉让出著作权，那就是学术界不太罕见的现象，笔者即有这样的经历。
      我读夏剑钦先生的《魏源传》，对魏源这个划时代的思想家加深了认识，收获很大，而且感到《魏源传》是一本厚积薄发、胜义迭见的著作。所以，写了这篇心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