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魏源传》

      清咸丰七年（1857年）三月初一，被誉为中国近代“开眼看世界”的一代巨人中的杰出代表人物——魏源，孤寂地逝世于杭州僧舍。这位平生力倡经世致用之学，壮怀激烈而又空怀一腔救国匡时之志的一代旷世奇才，就这样默默地告别了这片他爱得如此深切的国土，含恨而去。
      他的死，对于其时已气息奄奄的大清帝国来说，不啻于失去了一位或可力挽狂澜于一二的名医国手，于中华民族更是一个难以弥补的损失。时隔一个半世纪，回首其间国家民族的坎坷历程，至今思之犹令人扼腕长叹。诚如岳麓书社新近出版的《魏源传》作者夏剑钦先生所言：凝想这位智者一生以天下为已任、忧国忧民的思想苦旅，一种虔诚的敬仰和历史的伤感便不禁油然而生。
      魏源逝世当年，英法联军攻陷广州，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其后不久，这个冥顽不化、讳疾忌医的封建王朝终于气数已尽，土崩瓦解。此前，对魏氏深为敬佩的日本维新志士盐谷世弘曾慨叹曰：呜呼！忠智之士，忧国著书，不为其君之用，而反被琛于他邦，吾不独为默深（魏源字）悲焉，而并为清主悲之。
      自魏源辞世一百数十年来，后人对这样一位近代史上罕见的民族精英、国之瑰宝，一直缺乏足够的研究与评价，甚至可以说，长时期以来，我们对这位伟大的思想家、改革家，对其博大精深，仅窥其冰山一角而已。
      所幸的是，时逢改革开放大潮，以弘扬湖湘文化为已任的湖南学术界、出版界高瞻远瞩，殚精竭虑二十余年，历经两代学人的努力，终于在2004年编辑出版了囊括已知存世魏源全部著作的《魏源全集》凡20册。功莫大矣！
      令人欣喜的是，今年九月，《魏源全集》执行主编夏剑钦先生的专著，堪称与《全集》珠联璧合、相得益彰的《魏源传》又应运而生。
      通读这本传记，深感颇具特色。由于作者熟悉传主生平，历历道来，如数家珍，而又言之有据，文字谨严。又因作者对传主作过深入研究，既叙其生平，又议论时发，颇能画龙点睛鞭辟入里。再是全书视野开阔，要而不繁，与时代潮流、国家命运相表里，这是传主的特殊身份所决定，又是作者见识高超所致。全书文字颇见功力，也是本书特色。
      这本传记采取全方位、多角度的方式，对魏源其人的家世生平、求学交游、著述事功、思想风貌诸方面均作了全面介绍。同时又对其主要著作（含编撰），如《诗古微》、《皇朝经世文编》、《圣武记》、《海国图志》等予以着力阐述，其中包括构成魏源思想精华不可或缺的大量“论、议、志、序”之类，如力主漕粮海运的《复蒋中堂论南漕书》，倡行盐政改革的《淮北票盐志略》序、以及《湖广水利论》、《湖北堤防议》、《钱漕更弊议》等重要著述及有关事功。
      魏源于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诞生于地处雪峰山主峰之麓的湖南隆回县金潭乡。亦或钟天地山水之灵秀，魏源少时便以其天资聪颖名闻乡闾，尤其是其奋发刻苦的学习精神更大异于人，竟至其母恐伤及身体，苦苦相劝，泣不成声，一时传为奇谈。
      魏源青少年时代精心研习宋明理学与汉儒之学，其后尤工于以“变易”为核心、倡“微言大义”、“经世致用”的今文经学。年青时曾求学于长沙岳麓书院，后又游学京师，很早便倾心于重史地实学与器识才能、主张“康济时艰”，以天下为己任的湖湘学派学风和儒家的民本思想，并身体力行，贯彻终身。针对时弊及改革之道，魏源提出了一系列精辟见解。他说：“弊之难去，其难在仰食于弊之人；弊必生于烦难，而防弊必生于简易。关于立法与执法人才的关系问题，他认为：人君治天下，法也；害天下亦法也。不难于得方，而难于得用方之医；不难于立法，而难得行法之人。因此，应该“不汲汲于求立法，而惟求用法之人”。换言之就是“要大力加强政法队伍建设”。此外，对水利、农业、盐政、钱漕、兵备、外交等事关国计民生的各专门领域，魏源也有大量的专题论述，其识见之深、说理之透、操作性之强，即使是今日的专家，亦不得不拳拳服膺。然综观魏源一生，虽说是著作等身，名满天下，但终因科场不顺而壮志难酬，以致晚年万念俱灰、移情“净土”而循入空门。
      我们从《魏源传》得知，自道光二年（1822年），魏源在京乡试得中举人以来，其后二十二年连续五次参加会试均不第，直至道光二十五年五十二岁之时方得以“赐同进士出身，知州用”。此事于魏氏一生可谓是创巨痛深。其原因诚如传记作者指出的：魏氏当年“名满京师，时人早有公论”，之所以屡试不第，从根本上来说，是其思想个性锋芒难以见容于昏聩守旧的上层统治集团，以及科举制度的腐朽荒诞。加之“屋漏偏遭连夜雨”，魏源多次参加考试，却屡屡碰上只知“少说话、多磕头”的考官曹振镛和奸佞权臣穆彰阿之流（后者曾试图纳魏于门下，但为魏所不屑：“亲访之寓次，先生漫不为礼，卒亦弗谒见”）如此种种，则曹、穆之辈得意数十年而魏公坎坷一世便不足为怪了。
      好在当时还有众多深爱魏源之才或深知其人而意气相投，且具有相当社会影响的恩师挚友及当朝重臣，如刘逢禄、龚自珍，以及曾任兵部右侍郎的周系英、湖南学政汤金剑、左副都御史李宗瀚、江苏巡抚、两江总督陶澍、布政史贺长龄、钦差大臣林则徐等等，从而使得魏源在学术思想精进、著述事功诸方面获益终身。颇耐人寻味的是，魏源独与时下名声大噪且当时以理学标榜的曾国藩相互鄙弃，“声气未通，只字无考”。个中原因，我看除《魏源传》所言之外，当另有更为深层次的内在渊源，如二人对理学精义的不同理解，人品个性、价值观等方面亦大异其趣，等等。
      道光五年（1825年），魏源入江苏布政史贺长龄幕为幕僚。在贺府期间，魏除全过程参与漕粮海运改革事宜筹划实施外，还受贺委托，代为编撰一部本朝“存乎实用”的经世文章总汇，即日后风行海内的《皇朝经世文编》。其目的是要一反当时那种脱离实际、逃避现实的乾嘉学风，将知识界的视野引向危机四伏的现实世界，解决事关社稷民生的社会政治问题。全书分吏、户、兵、刑、工等八个门类。每门又分若干子目，如户政门分为理财、赋役、屯垦、八旗生计、农政、盐课等11个子目，几乎囊括了封建国家所有经济领域。魏源不仅为全书精心作序，而且收入自己相关著述17篇，如《乙丙湖广征苗记》、《复魏制府海运全书》、《筹漕篇（上下）》等，皆深切时弊之作。该书于道光六年刊行后即风行海内，为学界开启重实学之风，并直接影响到后来的变法维新之举。
      其后，道光二十一年（1841），即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年，道光帝将战况不利委罪于禁烟主战派林则徐，将其发往伊犁充军。途中林、魏于京口相见，竟夕长谈，披肝沥胆。惜别之际，林将自己在广州主持翻译的《四州志》一书手稿托负老友，嘱其进一步广为收罗，进而编撰《海国图志》，以助国人“开眼看世界”。魏源深感此书意义重大，日以继夜，终于翌年底完成五十卷本《海国图志》，并亲撰长叙《筹海篇》，言明该书宗旨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这在当时已属冒天下之大不讳。更为可贵的是，事实上魏源藉此书向封闭孤陋的国人展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文明体系，甚至公然对西方政治的“公举之法”赞叹有加，这在“避席畏闻文字狱”的封建专制高压之下，真可谓石破天惊之语。天朝上国的神话一旦打破，继之而来的就必然是对其制度合理性的质疑。《海国图志》全面介绍了世界各国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宗教文化等，堪称当时一部划时代的实用奇书，对整个近代中国的国防、军事、时政、外交诸方面均具有重大的启蒙借鉴价值。可叹的是，这样一本书竟未引起清朝统治者的应有重视，却迅即传入日本，从而对该国开启民智、防御外敌、推动明治维新发挥了巨大影响。深知此书价值的日本学者不胜感慨：“从前汉人以华自居，视外番不啻犬豕。其于地理政治，懵然如瞽蠓之摸器……（此书）名为地理，实为武备大典，岂琐琐柳书之比哉！”
      言及《魏源传》其他种种，则诚如作者于“后记”中所云：未能进一步走近传主心灵，与之寂感互通，真正做到神交古人，且以传神之笔为传主灵魂画像。我以为，此言与其说是作者自谦之辞，毋宁说是大方家志存高远。